拾遗·外人

  我那时候三岁。不知道什么叫罚站，什么叫连累。只知道他站在太阳底下，一定渴了，一定饿了。我碗里有菜，我就夹给他。

  后来母亲从彭水回来，身体慢慢好了。姐姐没有回来。没过多久，哥哥就被他生母接走了，去那边上初中。怎么接的，哪天走的，我全不记得。只记得有一天醒来，我问母亲，哥哥到哪玩去了。母亲说，去他妈妈那边了。我说我也去。母亲说很远，找不到人的。

  从那以后，家里就剩我和母亲两个人。白天她在田里，我在田埂上。晚上她坐在灶台前，我趴在门槛上看蚂蚁。有时候忽然觉得身后有人，回头看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慢慢习惯了。习惯姐姐走了，习惯哥哥走了。我把那些空出来的位置，一个一个忘了。

  一九八四年，全家农转非进了城。那年我七岁，姐姐十一岁，哥哥十六岁。一家五口，挤在防疫站的一室一厅里，又凑齐了。

  防疫站的客厅里摆著两张床。哥哥睡一张，我和姐姐睡一张。他不回来住的时候，我就睡他的床。他的床单总是整整齐齐的，被子叠成方方正正的方块，枕头搁在被子上。我躺在那张床上，床很宽，空荡荡的。我躺在这边，那边空著。

  父亲调回来了。他心里有个窟窿。哥哥的童年，他几乎全错过了。三岁父母离婚，四岁到后母身边，生母远了，父亲更远。等他调回来的时候，哥哥已经十六岁了。高高瘦瘦，眉眼里有父亲的影子，可那影子是冷的。父亲想补。他这辈子最不会的就是说，他只会做。

  他教哥哥写字。父亲的字是全县出了名的好。卫生局写標语、写会標，全找他。他坐在桌前，铺开纸，笔落在纸上，一笔一划，稳稳噹噹。哥哥站在旁边看。父亲写一个字，讲一笔。哥哥照著写，写完了拿给父亲看。父亲不说话，拿过笔，在边上写一个同样的字，搁下笔，起身走了。哥哥就盯著那两个字看——一个自己的，一个父亲的。看著看著，就知道差在哪了。后来哥哥的字也写得好，参加工作以后，领导一看他的字就记住了他。那是父亲一笔一笔教出来的。

  还有写文章。父亲在卫生局管人事，常年写材料。哥哥放学回来，父亲把他叫到跟前，拿一份自己写的公文让他看。看完问他：这段话说了几层意思？哪句是废的？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写？哥哥说，父亲听。听完也不评价，只是把自己写的摊开，让哥哥比。慢慢的，哥哥的文章也练出来了。后来他在单位写材料，领导说这小子笔头硬，是个人才。那是父亲一字一句磨出来的。

  可父亲只会教这些。他不会问哥哥今天在学校怎么样，不会问哥哥心里想什么，不会问哥哥还记不记得三岁以前的事。他只会铺开纸，拿起笔，写一个字，让哥哥照著写。

  母亲也在补。

  哥哥在外面打架，把人打伤了。人家找上门来，母亲赔钱，赔礼，一遍一遍说好话。回来也不骂他，只是把饭菜热在锅里。哥哥回来了，母亲说饭在锅里。哥哥不吃，直接回屋。母亲把饭菜端出来，放在桌上，用碗扣著。第二天早上，碗还在桌上，饭菜凉透了。

  她在村里的时候泼辣硬气从不让人。可到了哥哥面前，她所有的锋芒都收起来了。不是怕他，是怕別人说后娘亏待孩子。怕自己真的亏待了孩子。她不知道怎么才算够，就只能一直给。

  哥哥读的是乡里的中学，住校。母亲每个月坐长途车去学校看他。那种老式的大巴车，走的都是山路，单程两个多小时。母亲晕车，每次回来脸都白得像纸，要在床上躺半天才缓得过来。但她从不落下。带著换季的衣服，带著她在小菜园里种的菜、攒的鸡蛋，带著父亲从嘴里省下来的生活费。回来的时候，背篓里装著哥哥换下来的脏衣服、脏床单。母亲一件一件洗乾净，晾乾，叠得整整齐齐，下个月再带去。

  他常有零花钱。我不知道钱是哪来的——大概是母亲塞的，怕他在外面饿著。但他不饿。他有钱去混，有钱在外面吃饭，有钱跑老远的同学家去玩，几天不著家。

  母亲问过。哥哥刚回来那天，母亲把饭菜端上桌，坐在他对面，看著他吃。哥哥闷头扒饭，筷子动得快，眼睛盯著碗。母亲说：“这几天去哪了？”哥哥不吭声。母亲又说：“你爸找了你几天。”哥哥还是不吭声，把碗一搁，起身回屋了。门关上的声音不大，但很乾脆。母亲坐在那里，看著那扇关上的门，坐了很久。碗里的饭凉了，她没再动筷子。